作者：心事浩茫 

初夏的季节，太阳还不算火辣，又蓬雨后初晴，空气清新，让人感觉很爽。这天周末下午，我带妻子去看望岳父大人，岳父和岳母都是乡镇的中学退休教师，退休后他们在县城购买了一处住宅，独家小院，两层小楼上下六间，老两口住得宽敞舒适，即便两个女儿和两个女婿带着孩子都回来也足够住。这套房子购置于十年前，当时要价二十万，花光了老俩口所有的积蓄，现在估价在五十万以上。

 小院坐北朝南，青砖铺地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院里种了花花草草，一棵石榴，一棵桂花。岳父邀我至二楼楼梯拐角处一间书房，这是老爷子的“私人空间”，老人爱读书，爱静，爱独处，平时此地不对外开放，只有我这和他有共同兴趣的女婿来了才请上小楼一叙。小书房不足十个平方，两个书柜，一对沙发，一张茶几，一张书桌，一把椅子。面西的玻璃窗很大，差不多占了一面墙，此时太阳已西斜，洒得满屋金光，让人充满温馨感。书桌上摆着两张照片，分别是岳父的父亲母亲，我妻子的爷爷奶奶。我没有见过他们，他们去逝的太早，但我一看就觉得很亲切，爷爷很英俊，奶奶很美丽，当然，正是因为他们的基因，我的妻子很漂亮。岳父看我凝神爷爷奶奶的照片，忽然拉开了话匣子。岳父说，“你爷爷奶奶都是苦命人啊！”

“你爷爷是邻省湖北枣阳人，本姓毛，是个大户人家，家产殷实，在他三四岁的时候，那是民国几年记不清了，被土匪绑票到咱河南桐柏，又被当地也是大户的周家救下，收为养子。按说这是不幸中之大幸，应该苦尽甘来了，没想到你爷爷的养父去世后，养母为了不让养子和亲生子分家产，无情地将他赶出了家门。那时候你爷爷刚成家，我还在襁褓之中，你爷爷为了一家的生计，就出去跑生意，不幸染上了伤寒，病死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。”岳父说到这里神情黯然，沉默良久接着说，“我忘不了老家毛姓的根，长大后回去寻根，老家人告诉我，1939年，日寇进犯枣阳，一把大火烧光了那个曾经繁华的小镇，当年的大户毛家早己是死的死逃的逃 ，这里已经物是人非。那真是个悲惨的年代，日寇进犯桐柏的时候，也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百姓死于非命，光是四零年那次对县城的空袭，就炸死了150多个平民，其中包括县女子学校的10余名教师和40多名学生。”

听了岳父的陈述，我想起了我的父亲讲述的故事。我的父亲生于1936年，和岳父不同，父亲是三代贫农，但幼年丧父的悲惨遭遇却是一样的。我父亲说他的父亲为了改变家庭贫苦的命运，也曾经拼过，做过发家致富的美梦，他租种地主10余亩土地，累死累活也难顾温饱，辛辛苦苦饲养两头黄牛，幻想卖了牛在种地之余兼做点小买卖，结果卖牛的的那点活命钱被贼人抢走，我父亲的父亲，我的爷爷，为此气得一病不起，死于英年，从此尚未成年的父亲被迫早早就担起了家庭生存的重担。这些都是解放前的事。解放后，我父亲一家命运得到了彻底的改变。我家乡的解放比新中国成立还要早两年，那个时候阶级斗争非常残酷，据我父亲说，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留下很多特务，他们勾结地主劣绅和土匪，破坏革命政权，不择手段地暗杀革命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，搞得很恐怖，竟至于很多人都不敢再出头露面。那时候我父亲才十几岁，但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先是给党组织当通信员，接着当上了村里的民兵队长，白天斗地主分田地，晚上上农民夜校识字扫盲，边学边干，边干边学，后来被提拔到乡里、县里，逐渐锻炼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基层干部。

岳父是建国初期的中学生，在那个时候也算是比较稀缺的“知识分子”了。但我岳父成份不好，虽然岳父的父亲早被收养他的地主家赶出了家门，不久就病逝，剩下母子俩孤苦无依，但在地主家的生活经历还是影响了岳父一辈子的命运。岳父是学校的高材生，受成份影响没能上大学，1957年刚刚毕业分配任教就被错划为右派，受到“留用察看”处分，1961年又被精简下放回乡务农，因人多地少吃不饱饭，岳父仗着自己还年轻就四处闯荡，曾经下湖北搞长途贩运被批过“投机倒把”，跑新疆挖药材被抓过“盲流”，后来又回乡当民办教师，最后转正，历尽种种磨难，但最终也算终成正果。最让岳父痛心的是他母亲的死，岳父说，“你们的奶奶是在文革期间不堪批斗之辱寻了短见，原因只是因为抹不去的成份烙印。那时候批斗‘地富反坏右‘要戴高帽子游街示众，极尽人格羞辱，而你奶奶是一个知书达礼自尊自爱的人。”岳父的话音略显颤抖，辛酸的老泪朦胧了他的眼睛。

这些祖辈和父辈的苦难已成遥远的记忆。虽然我小时候的物质生活并不丰裕，但至少已经可以吃饱饭，可以挎上书包上学读书。我出生于1963年，我记事的时候，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大约还停留在中世纪，没有电，晚上点煤油灯，姥姥在昏暗的油灯下纺花织布，那个情景已经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早晨起来常常碰到拾粪的老人，背个筐，手里拿个小铲子，见到猪粪牛粪就象看见宝贝一样小心翼翼的拾起来，这是庄稼的口粮，而庄稼是人的口粮。那时像纺花车、织布机、牛拉犁、石碾、磨盘等等这些古代的玩意儿都还占据着广大的农村。从我上学开始已经进入1970年代，此时正是文革的后期，不少过来人更多的记着了那个年代的苦难，4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那个年代则是此完全陌生，其实，苦难与成长往往相伴而生。就是在那个年代，我所生活的农村开始通电，工业品开始下乡，人们渐渐不再穿土布，的确良的确卡之类的化纤面料开始充斥市场，收音机手表自行车渐渐多了起来，基础教育在普及，缺医少药的农村开始有了“赤脚医生”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新中国在艰难曲折中仍然不断取得进步。

“真正的好日子还要从改革开放以后算起，”岳父如是说。“1979年，戴在我头上三十多年的地主子弟帽子终于被摘掉，‘右派‘也被平反，我成了一名不受歧视的普通公民。1980年，我被聘为民办教师，让我再次感受到了教书育人的人生价值，1990年，我通过考试转正为公办教师，工资待遇逐年提高，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。现在我衣食无忧，家用电器一应具全，还在县城买了房子，真正实现了病有所医，老有所养，住有所居的小康生活，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这可真是几千年来都未曾实现过的梦想啊！”

 “是啊。”我说，“更美好的中国梦还在后头哪！”听罢岳父的一番话，我很感慨。他们这一辈人，生于战乱，长于忧患，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，吃了那么多的苦，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，现在终于可以安享晚年了，就那么知足，说起来是发自内心的满满幸福感。

说起幸福感，总的趋势是一代更比一代強。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按现在的标准看是很穷的，但大人们也会慈爱的看着我们说：“瞧瞧这些孩子，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，真是掉在蜜罐里了。”现在我知道，说这些话的长辈都是从旧中国里过来的，和旧中国的战乱、饥饿、瘟疫相比，我们不就是掉在蜜罐里了吗？我们这一辈人，少年时期因为文革耽误了些许学业，青年时期经历过企业改制下岗再就业的迷茫，中年时期为了孩子上大学凑足学费，为了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也做过不少难，但那些都过去了，回首看，我们对生活的期待大都已经梦想成真，如今像家用轿车这种发达国家家庭才能拥有的标配，也开始进入我们这些寻常百姓家，想一想还真是像做梦一样。显然，我们的孩子又比我们更幸福，他们这一代多是独生子女，童年时经历过超过上几代人更多的呵护，从幼儿园到高中，家长接送是一个标志性现象，尤其是女孩子。但是，谁要说这一代人被娇惯坏了，我就不认同。拿我自己的女儿说，孩子聪明好学，且富有爱心，如今已在沿海发达城市成家立业，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都远超她的父辈。当然，也不是没有闹心的事情，当初为了购房首付，也是掏空了孩子双方家长的家底，如今他们还担负着不菲的房贷“月供”，但我想，和他们的父辈祖辈相比，这实在是也算不了什么，我相信这些都是进步的代价，等到孩子的孩子长大之时，他们一定会更幸福吧。    

岳父在历史上遭受过不少挫折，但他从不怨天尤人。他说，“与国家的荣辱相比，个人的荣辱算得了什么？翻遍二十四史，凭心而论，没有比中国共产党更伟大的执政团队了。共产党领导国家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，难免会有些磕磕绊绊，今天我们的国家繁荣稳定，来之不易呀！反观世界上一些战乱不休的地方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看不到希望，白白浪费了大好的发展机会，实在是悲剧！但不要忘记中国曾经有过比这些国家还要悲惨的历史，自1840年之后，中国战乱频仍、山河破碎、民不聊生，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运动、八国联军侵华、中日甲午战争、军阀混战……动荡了整整100余年！100余年啊！血雨腥风，暗无天日，漫漫长夜望不到尽头！是共产党创建的新中国让我们走出了百年噩梦，一洗百年耻辱，让我们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，再到今天开始強起来的光辉历程，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，应该感恩。”

岳父侃侃而谈，意犹未尽，我为老人家的爱国激情和见识所感染，激动的说：“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真是幸福！我们党提出了‘两个一百年’的奋斗目标，第一个‘一百年’，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我们很快就可以见证。第二个‘一百年’，在建国一百年时，把我们的国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----这个宏伟的目标一定能实现！”

忽然楼下传来喊我们吃饭的声音，仿佛这才闻到了扑鼻的饭香。我抬头望一眼窗外，一轮夕阳艳丽无比，刚好帖在西山的山顶上，几只飞燕从窗口忽倏掠过。我起身对岳父说，“明早我们一块儿登山看日出吧。”岳父说，“好啊，旭日东升，蒸蒸日上，祝福我们的祖国兴旺发达，繁荣昌盛！”听罢岳父此言，我想起了毛泽东在他的名作《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》中的那句预言革命高潮之到来的名言：“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，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，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。”今天，我们借用这诗一般的语言来预言中华民族之复兴，不是也很贴切吗？